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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日報:浙江花錢“購買”安全

 

    不久前,同煤集團姜家灣煤礦發生透水事故,21人死亡;揚子石化公司在運生產裝置著火爆炸;昆明市東川金水礦業公司發生中毒窒息事故,9人死亡……頻頻發生的事故,說明我國安全生產形勢依舊嚴峻,安全隱患突出,安全保障能力還比較差。

     “今天當老板,明天睡地板”,這是浙江企業家對安全生產事故教訓的總結。然而,現實中,一邊是加強安全監管的需求與日俱增,一邊卻是執法力量相對薄弱,“有心無力”。

    解決矛盾的出路在于創新。浙江省安監部門按照“市場主導、政府推動、社會參與、企業自主”的方針,探索引導中介組織等專業的“第三方”參與安全生產監管,為加強監管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創新舉措。

    從“政府督促”到“專家會診”

    中介組織等“第三方”為企業“初診”,安監部門“復診”

     “車間里有沒有升降機、吊車、儲氣罐等特種設備?”“有沒有焊接、打磨等特殊工種?”……今年五月的一天,從事鋁制品加工的寧波市昌興壓鑄公司迎來一隊沒打招呼、直奔現場的檢查人員。他們是寧波市鎮海區安監局從中介組織聘請來的專職檢查員。

    簡單了解情況后,檢查員進入車間,一處處安全隱患被“火眼金睛”逮個正著:“工人為了圖方便,把吊車的吊鉤保險片取了下來,移送速度快時很危險。”“打磨車間容易聚集粉塵,引起爆炸。你們利用自然通風排出粉塵也可以,但要是加裝一套強力排風系統會更保險。”檢查員一邊認真查,一邊提出整改建議。一旁,公司副總經理江宜澤認真聆聽,頻頻點頭。“望聞問切”過后,檢查員當場開出“藥方”——《安全生產監督性檢查表》,把16條安全隱患和制度不完善之處一一列明。

     “不查不知道,沒想到隱患這么多!”江宜澤感慨,專家確實高出一籌,“一些細節自己注意不到,他們算是幫了大忙!”

     “我們為企業‘初診’之后,會要求企業限期整改;到期限后,區安監局會再派出工作人員到企業‘復診’。”鎮海區安監局局長岑國興說,通過政府購買服務、引入第三方監管力量,隱患治理方式從原來單一的“政府督促、企業整改”,轉變為“政府監督管理、中介專業服務、企業整改落實”的閉環運作模式,專業化程度、精細化水平明顯提升。

    這樣的工作模式始自去年4月。此前,鎮海區安監局在編人員僅23人,執法大隊實際人數為7人,而他們要面對2萬多家注冊企業,其中高危企業1500多家,隱患涉面廣、專業性也強。

    過去,浙江省為解決監管難題,也曾大力推進安全生產網格化管理,引入網格員協助監管。不過,這一方式也有其局限。浙江省安監局局長華宣奎坦言,網格員往往“一人多角”,擔子很重,而且專業知識受限,“只能督促企業做一些臺賬。”

    如今,浙江不少地方開始像寧波市鎮海區一樣,由政府出資,以公開招標、合同約定等形式委托專業服務機構或安全專家,為安監部門提供安全專業技術、評估認證、宣傳培訓等服務。“一方面,監管的專業程度大為提升,更為有效;另一方面,監管既是檢查,也是輔導,安全專家站在中立角度循循善誘,企業主更容易接受。”岑國興說,去年一年被檢查企業中,未發生一起死亡事故,工傷事故發生率得到了有效控制。

    那么,花錢買服務會不會是政府變相地在“甩擔子”?岑國興用事實反駁了這一質疑:以前,按照政策要求,一個安監站每年需檢查的企業不得少于60—70家,現在專家檢查完,安監站還要跟進抓落實整改,檢查任務反而更重了,一年大概提升到200—300家,“工作的覆蓋面和專業度都獲得了提升。”

    從“無人管”到“高保障”

    寧海縣小微企業隱患排查服務外包每月僅花100元

    今年兩會期間,分析起新常態下的安全生產新形勢,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楊棟梁強調,在小微企業大量涌現的背景下,如何處理鼓勵小微企業發展與嚴把安全生產關的關系,為他們提供高效良好的安全監管服務,是當前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新課題。

     “無人管、不會管、管不好”——說起中小微企業的安全生產管理,華宣奎認為,雖然這些企業安全風險相對較低,但因工藝技術簡單、人員門檻低導致事故頻發。據介紹,目前浙江省小微企業的員工數平均不到30人,很難配備專職或兼職的安全員,員工也缺乏必要的培訓,欠缺基本的安全管理能力。

    改善規模以上企業安全生產管理水平,可以依靠標準化創建,但是對種類繁多、業務各異的中小微企業來說,這種方式并不一定奏效。華宣奎認為,化解矛盾的出路就在于發展貼近市場、廉價優質的“草根”安全生產服務機構,為中小微企業充當“貼身管家”。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相對成熟的浙江,安全生產服務業也相對發達,可以提供安全生產標準化創建咨詢、隱患排查服務外包、高危企業安全體檢、企業安全現場培訓等多種專業化、個性化的服務。

    在寧波市寧海縣,不少企業在政府引導下,與中介組織簽訂安全服務外包合同。中介機構通過“集中會診”提交問題清單,提出整改建議;部分整改確有困難的,在中介、企業雙方有共同意愿的前提下,采取“全托管”方式,直接由中介機構完成整改。目前,寧海已有2000多家小微企業委托中介完成了首次全面隱患排查,有735家小微企業委托中介機構每月開展常態化隱患排查,共查出安全隱患近6.4萬余條。

    有了中介組織對企業的“一對一”服務,安全生產培訓也就有了從“大鍋飯”變為“吃小灶”的可能,“全程式現場教育”“訂單式送課上門”應運而生。“我們上午到企業的生產車間拍攝現場視頻后,下午就組織員工詳細點評,告訴他們存在哪些違規違章操作。”寧波乾業安全科技公司總經理童潮鎮說,通過前期調研、案例說法、交流互動,培訓更生動更有針對性,可讓安全意識真正入心入腦。

    對企業來說,委托服務的花費并不多。寧波市安監局局長江國梁告訴記者,按照目前的市場行情,寧海縣隱患排查服務外包每月收費僅100元,比企業雇用專職安全員要省出不少開支,中介機構也可以保本微利,小微企業可以通過低投入獲得高保障。一位中介機構人員說得形象:我們就相當于安全生產的“赤腳醫生”,能讓企業以最低的成本解決至少七八成的問題。

    企業決不能“一包了事”

    中介組織服務應規范、發展需鼓勵

    作為一項剛剛起步的改革之舉,安全生產社會化服務難免有一些尚待完善的地方。比如,企業委托服務后,萬一又發生事故,應由誰擔責?

     “社會化服務是落實企業主體責任的技術支撐,是提升本質安全水平的有效補充,扮演的是‘補缺’的角色。”華宣奎態度明確地表示,根據新《安全生產法》,無論企業采取何種社會化服務方式,其主體責任都不得轉移到“補缺者”身上,決不能“一包了事”。

    中介組織不必承擔主體責任,并不意味其不受監管和約束。但是,目前社會化服務的相關法律法規并不健全。華宣奎表示,下一步為防止中介機構不負責任,應盡快立法,并完善誠信機制,對其資質和服務質量進行把關。

    此外,社會化服務機構在一些地區發展尚不成熟,一些市縣只有一兩家有能力開展服務的機構,技術人員也僅寥寥幾人,供給遠滿足不了需求。對此,浙江省安監局建議,政府可以研究制定支持政策,鼓勵行業做大做強、增加供給。目前,寧波一些區縣會對提供優質服務的中介機構給予一定獎勵。在寧海縣,獲評優秀的中介機構可按照每家服務企業每年210元的標準獲得補助。

    與此同時,政府推動專業中介發展也要注意不能大包大攬、培養“紅頂中介”。“中介機構絕對要與政府脫鉤,政府只能起指導、規范、督促作用,要不要請中介由企業自身說了算。”江國梁相信,隨著企業安全責任意識的逐步提高,社會化服務的前景將會十分廣闊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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